随着服务业和服务消费占比的不断提升，在后工业化的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就业结构和职业技能的变化。在制造业阶段，人是跟机器打交道的，所以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让一个初中教育阶段的劳动力，可以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但是在后工业化阶段，大量工作在服务业里，人要跟人打交道。
同时，机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技术进步发生了，制造业里那些流水线化的工作大量被人工智能和机器取代。而在服务业里，有些工作因为是个性化的，反而很难人工智能和机器取代，相反，很难被人工智能和机器还创造了大量服务业的新工作，比如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到了工作被服务化的时候，它需要的技能更多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的能力，包括表达能力、待人接物的能力，而恰恰这种能力是不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所取代的。
我们的学校教育要摆脱对于知识记忆的灌输，而更加要重视社会技能的训练。而职业教育在专业技能教训的同时，也要重视社会技能（比如表达），同时，还要更重视一般技能（比如数据分析），以应对加速变化的时代。
第二，社会治理需要越来越个性化的需求。因为到了服务需求大量增加的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已经很难了解人们的需求了，来自需求方的信息极其个性化，且因时因地而变化，极其复杂。这里，社区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因为社区在社区这样的地理空间里，居民的收入、教育、文化等背景相对同质化，也更有共同利益，这时，社区的基层组织更能够及时响应居民的个性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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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区居民的互助与自治能够与基层组织形成互补，共同回应居民的个性化需求，比如说，社区的团购和微信群就在发挥这样的作用。后工业化时代社区将重返我们的生活，曾经在工业化时代人们只认识同事，而不认识邻居，这样的局面不是美好生活的未来。
第三， 整个产业政策逻辑将发生改变，政府直接干预式的产业政策将面临挑战。在工业化时代，政府对于产业政策最熟悉的就是制定标准，企业按照标准来做，做成功了政府给补贴。但这种逻辑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制造业阶段的产品是讲究标准化和规模化的，而且可以事前知道什么样的制造业产品是好的。
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这个逻辑变了，一方面，服务业是小众化、个性化的、非标准化的。另一方面，事前你不知道什么叫好的服务，就算你知道什么叫好，你认为的好跟我认为的好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比如什么叫好的电影、好的设计，你觉得好，我不一定喜欢。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政府职能和产业政策逻辑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举个例子。最近笔者在平台经济的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希望他们一起研究什么叫“数字人才”，逻辑是只要把数字人才界定出来了，就能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吸引相关人才，比如给予户籍、公租房之类的激励。
问题是什么叫“数字人才”？人们比较认同的是程序员肯定是数字人才，但直播带货主播是不是数字人才，恐怕就会有分歧了。电商平台告诉我，他们最缺的是在南京西路向投资人和客户展示PPT的人，而这恐怕通常都不会被认为是“数字人才”。
但有一点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大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ChatGPT的产生，容易被取代的就是初级的程序员，而不易被取代的就是直播带货主播。这就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政策制定者已经越来越难了解什么是未来的趋势，什么是所需要的人才和产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