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多次提出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基本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高水平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FBM20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开放型经济竞争力显著增强，要素禀赋、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升，要求构建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要素禀赋相匹配的开放新格局和新体制。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矿能资源依赖进口、新旧动能交替、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制约因素，加之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迫切要求通过高水平开放构建畅通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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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M203此外，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重大风险挑战与日俱增，要求通过高水平开放趋利避害，为高质量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一是当前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已经形成，发达国家仍是规则主导者。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发展和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加速创新变革，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美墨加协定(USMCA)、《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议》(EPA)为代表形成了高标准自贸协定，其基本特征是，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发展，边境自由开放与边境后公平开放紧密结合，其目的是塑造高度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二是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相互依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但在数字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产业格局将进入新一轮调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本土化、近岸化、区域化、分散化重组趋势正在加速，维护供应链安全成为重中之重。三是当前数字技术引领的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强势崛起，在带动全球产业、贸易和投资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迫切要求构建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
FBM203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水平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势必将通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开放型经济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